据报道，截至2017年11月30日，有1001210名新卖家入驻亚马逊全球12个站点，近三分之一来自中国。根据亚马逊欧洲平台所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卖家在亚马逊平台上的份额约为25%。而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个比例还会增长。

    最近几年，虽然很多中国人依然热衷于在世界各地“买买买”，但国外消费者也在抢购中国的产品，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成为全球网友追捧的“爆款”。在频繁的市场交流中，随着中国卖家通过电商平台向海外客户直接发货，一方面为“中国制造”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也为中国的中小企业卖家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

    越来越多的电商平台也注意到了中国跨境卖家的实力。近两年，各家电商平台相继制定了有针对性的中国卖家出海扶持计划。亚马逊启动的全球开店“制造+”项目，就是为了帮助中国企业更好地选品和了解市场；Wish的“星工厂”计划，则是利用数据分析，为中国制造商挖掘工厂爆款；“速卖通”发布的“千级品牌计划”，则试图培育出1000个“月交易额”超过50万美元以上的跨境电商品牌；而eBay也推出了“中国智造计划”，旨在帮助中国卖家迅速在海外建立知名度。

    中国的中小企业卖家，越来越多地选择亚马逊等国外大牌电商，在一些外贸行业人士看来，除了国外电商平台对中国的特别“关注”，原因还在于，制度建设上，包括杜绝刷单，完善公平透明机制，打击人为干预的灰色行为，国内从事跨境电商业务的平台远远落后于国外的平台。同时，在严谨、科学的平台运作管理之外，亚马逊对版权的保护，也是卖家选择它的重要原因。

    然而，正如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曹磊所说，我国出口商品经常在外观、专利等方面遭遇法律问题，中国电商出口要实现更好发展，选择好的平台之外，还需要解决好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自身”问题。

    无论是从国外形势还是从国内数据看，知识产权风险依然是我国跨境电商尤其是跨境出口电商不能忽视的问题。曾经轰动一时的近4000家网站涉嫌侵犯美国一家婚纱公司的著作权被围剿，国内平衡车因专利侵权被亚马逊大规模下架，均折射出我国某些企业的出口商品在外观、专利等方面法律意识的薄弱甚至漫不经心。

    跨境电商企业若不能强化法律意识，提前了解当地的法规和检验标准，预判哪些行为可能会导致法律纠纷或制裁措施，企业的经营难免遭遇暗礁。即便借助亚马逊这样的超级电商，亦不能幸免“搁浅”甚至“沉船”的结局。

　　报道补充道，全球速卖通俄罗斯及独联体地区业务发展总监马克∙扎瓦茨基称：“我们正在努力扩大平台各类商品的高端品种，冬天是购买数字产品作为礼品的传统季节。我们很高兴的是，顾客对这些产品非常感兴趣。”

为什么要探索建设自贸港，自贸港与自贸试验区有何不同，将在哪些领域进行探索？近期，21世纪经济报道（下称《21世纪》）就此专访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

《21世纪》：自贸港在全面开放的整体格局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魏建国：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这释放出一个很强烈的信号：在未来五到十年内，中国要成为全球营商环境最好的开放高地，成为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领跑者。

全面开放的一个关键就是，通过自贸港的探索要带动中国经济高水平地发展，推动全方位开放。所以，自贸港为中国未来的开放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21世纪》：自贸港的定位与自贸试验区有何区别？

魏建国：自贸试验区和自贸港有着不同的战略定位。自贸试验区的定位是“试验田”，在特定地区探索试验可复制推广到全国各地的经验。自贸港的定位或是全面开放的新高地，作为全球开放水平最高的区域，需要在市场准入、金融制度、税收等方面做出一系列特殊的政策安排。

因此，不能将自贸港看作是与自贸区相衔接的简单升级版。如果把自贸试验区视作中学教育、重在推广普及的话，自贸港的开放水平可被视作研究生教育，是瞄准开放水平最高的目标做出的制度设想。

《21世纪》：从自贸试验区到自贸港，要在哪些方面作出新探索？

魏建国：自贸区和自贸港最大的区别在于，自贸区侧重于货物流通方面的开放，而自贸港则是全方位的开放，包括货物流通、货币流通、人员流通、信息流通，以及更重要的法律和监管方面的全方位变革。

由现在的申报和审批制度改为负面清单和事中事后管理后，现在自贸区很多还是要申报的，而自贸港不需要申报货物就能自由进入，自贸港将真正实现“境内关外”。

这对立法机构、政府监管机构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货币流通涉及到外资银行准入、人民币汇率开放、资本项下放开等问题，其他的税费减免，人才、信息的自由流动也需要新的制度安排。

最关键的变革来自于政府的改革。这些地方需要比新加坡、中国香港、荷兰鹿特丹更加高效又能确保服务到位的政府。
 

《21世纪》：在你看来，自贸港的探索需要具备哪些软硬件条件？

魏建国：自贸港的探索可能需要六个方面的条件。

第一，自贸港应当临近主要的交通枢纽。从现实需要看，自贸港是货流、资金流、人流和信息流的集聚地，必须具备高度便利化的海陆空交通。从既有经验看，香港、新加坡等自由港都是海运与航空的交通枢纽。一般而言，自贸港都有“港”的元素，这可以是海港口岸，也可以是空港。

第二，自贸港需要依托并辐射庞大的经济腹地。世界上有很多交通便利之处并未形成自贸港，主要原因是缺少经济腹地的支撑。腹地应该有能力为自贸港源源不断地提供货流、人才、货币，从而带来大量的转口、建厂、保税等市场需求，自贸港也会对腹地形成辐射作用。

第三，自贸港应是全球高科技、高素质人才的聚集地。这需要当地有高水平的科研教育机构供给大量的高素质人才，也需要有相应的产业吸引外来的各类高层次人才，为其提供出入境的便利、政策优惠，以及完善的服务业和宜居的生活环境。成功的自贸港比如新加坡、香港都是高水平科研教育的集聚地，每年能供给大量的高素质人才。

第四，自贸港需要具有权威性、服务到位、管理到家的政府机构，和按市场化运作的、高效的运营机构。国际上看，纽约、新加坡都有专门的运营公司，完全按市场化方式来高效运转，同时又有一个权威性高、管理高效的政府来监管这一运营机构。

第五，自贸港要有一套完整的国际化服务支撑体系。这包括金融、法律等中介机构，也包括物流、人员流动所需要的生产、生活方面的国际化服务体系。

最后，自贸港应当成为全球营商环境最好的地区。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第二是实现所有企业的权利平等、规则平等、机会平等；第三是要有公正公开透明的法治化环境，使各方有稳定的预期，而不必担心政策多变。

《21世纪》：自贸港将实现“一线放开、二线管住”，怎么理解“二线管住”和辐射带动作用之间的关系？

魏建国：“一线放开”是为了提升开放水平，“二线管住”主要是管住税、费和财政等内容，这也是世界上其他自由港的普遍做法。

在开放节奏上，自贸港需要选择少数具备条件的地方做重点突破，打造成高质量高水平开放的标杆，其数目不会太多，范围也不会过大。不可能把全国都变成自贸港，也很难把一个省全部改为自贸港，开放需要一个过程。
 

《21世纪》：和国际上成功的自由港相比，现在我们建设自贸港差距在哪？

魏建国：我认为现在最大的差距就是理念，其中最重要的理念是顶层设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需要由一个权威机构做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顶层设计。

自贸港的探索需要地方政府的配合，可能涉及行政区域的再划分，更牵扯到多个部门的改革。比如说金融改革、资本项下改革、人民币汇率改革，人员流动方面需要公安部门的改革，货物流通方面需要海关、商务、发改、税收、财政、检疫等多个部门的改革，这都需要一个高层次的顶层设计。

自贸港的顶层设计要比原来11个自贸区更加重要。自贸港不仅只吸引制造业服务业的发展，也是总部聚集地，是多个领域的全方位开放。

《21世纪》：“以开放倒逼改革”是中国探索出的一条成功路径，如何通过自贸港这种高水平的开放倒逼更高层次的改革？

魏建国：中国从最早的经济特区到后来的自贸区，在逐级向高处攀登，而从自贸区到自贸港的过程是一个跨越式的、甚至弯道超车式的过程。

当今全球最高层次的开放就是自贸港，中国以最高水平的开放衡量自己，这是了不起的事。如果未来全球十大自贸港半数以上在中国，那中国就将成为全球营商环境最好的高地，成为全球贸易便利化和自由化的引领者。

但是必须考虑现实，如何让现实跟上这种高水平的开放？这要求所有部门、所有法规和制度都朝这方面走。未来把自贸港提到这个高度后，其他方面的改革必须加速，而不能像以前一样被动的“倒逼”，必须主动加快改革步伐，进行大范围全方位深层次的改革。